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一个《奇迹天工——中国古代发明创造文物展》的展览吸引了国内外的大量参观者。同时，这次展览也有着另一重意义：重新定义中国的“四大发明”——丝绸、青铜、造纸印刷和陶器。其中，丝绸名列首位，因为它出现在新石器时代，与中华文明同岁；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它的技术含量高，发明创造点多。
这似乎预示着，丝绸以及与之相伴的高雅文化，正在因繁忙而显得粗糙的现代社会中被凸显出来。
然而，提起丝绸，纺织业内人士往往有着矛盾的情绪：一方面，它确实是中国纺织领域内值得骄傲的亮点；而另一方面，它所有的辉煌似乎都属于历史。美国《时代周刊》曾如此描述：“丝绸行业对中国具有实际和象征双重重要性。丝绸是中国最古老的出口商品，也是与国家身份特征和对外商贸活动联系最密切的一项发明创造。也许我们应该说：‘丝绸曾经让中国变得与众不同’。因为，如同很多其他商品一样，中国的丝绸产量在世界范围内仍位居前位，但就质量而言则已被后来者所赶超。现在，中国丝绸的产量虽然最大，但最高档的丝绸却产自意大利。”
显然，行业内的众多有识之士早已意识到了这种状况，几年来，从我国政府到企业，振兴丝绸的各种项目和规划层出不穷，不论是种桑养蚕、抽丝织布，还是设计研发、营销品牌、商业模式，整个丝绸产业的活力正在进一步调动起来。正如我们曾在央视大剧《十万人家》中所体会到的那种精神气质一样：中国丝绸产业再次踏上了新的征途。
困境中的发展
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作为中国传统瑰宝之一的丝绸，却面临着异常尴尬的局面。
建国之前，长三角地区及各地的丝绸业千疮百孔，剩下的丝绸企业和机坊大部分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原料短缺，资金枯竭，面临重重困难。在中国纺织工业的各个行业中，只有棉纺行业规模较大，基础较好，而丝绸规模非常小，基础薄弱。
而且这时，纺织工业部根据中央指示，按照当时人民消费水平，城乡市场对棉纺织品的需求远比其他纺织品多的情况，决定将棉纺工业作为建设重点。同时根据市场需要与原料条件，适当增加毛、麻、丝以及人造纤维的生产能力。
即使在这种不利情况下，从1949年末开始，国家在全国建立国有企业的统一集中管理体制，与丝绸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农业部、贸易部和纺织工业部相继成立，并参照苏联模式，按照产供销分工管理。至此，当代丝绸业长期以来条块分割、三足鼎立的局面初步形成。三者密切配合，为新中国丝绸业的迅速发展和恢复作出了贡献。
同时，一个高度集中的丝绸工业管理体制也相继形成，以国家计划为依据，以政府行政手段分配社会资源，企业接受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至此，丝绸业的独立经营地位基本消失。1953年，“中国蚕丝公司”更名为“中国丝绸公司”，总部从上海迁往北京，正是这种计划体制形成的重要标志。
这种计划体制在1957~1978这段大的计划经济时期却处于时分时合的矛盾之中。丝绸企业分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业务上听从中央和地方丝绸管理机构的安排，在行政上则接受各级政府的领导，异常复杂和混乱。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中央丝绸管理体制基本上工贸分家。各地工业与外贸时而分离，时而归口。
这种管理体制分分合合的状态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之后。这时，经营体制也在进行着一场脱胎换骨的改革。尤其是1980年以来，乡镇私营企业的发展，为整个丝绸产业增添了无穷的活力。
速度背后的隐忧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借着建国后多年打好的产业基础，尤其是民营企业的风起云涌，中国丝绸业在短短几年间集聚了异常强大的活力。虽然此时也出现民企与国企争夺原料和市场的矛盾状况，但总体而言，发展良好。
1949年时，全国缫丝设备的总规模仅仅9万绪。经过恢复和发展，1982年，缫丝机达到117万绪，扩大了12.6倍。这一年中国丝绸产量达到3.7万吨，占世界60%。同时，因设备和管理的进步，1982年比1949年的绸缎产量增加了17倍，而织绸机只增加了80%。
从此之后的十几年中，我国茧丝绸产量和出口量连续居世界第一。到２００６年末，中国桑园面积达１２００多万亩，年生产蚕茧１２４０多万担，养蚕农户近２０００万户，蚕农收入１２０多亿元，丝绸工业年产值１６００多亿元，产业工人近１００万人，真丝绸产品出口创汇４０亿美元。茧丝绸产量与出口量连续２０年占世界总量的７０％以上。
但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目前我们茧丝绸科技的原始创新与集成创新能力还不强，丝绸印染后整理技术依然是制约产品国际竞争力提升的瓶颈，至今为止还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集团企业和国际驰名品牌。中国丝绸协会会长弋辉也表示，我国茧丝绸业在深加工、精加工以及高档次、高附加值产品生产方面同欧洲、日本等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缩小这种差距是摆在中国丝绸业界的工作目标。
1998年，国际丝绸协会理事长到苏州大学参观时提出一个观点，中国丝绸应该走压缩规模、提高质量的精品路线。但是，中国丝绸业多年来的运营模式却对其产生了强烈的反作用：加入WTO以后，中国对丝绸并无配额限制，国内丝绸企业靠国外订单就可以获得不错的利润。可是要做品牌，做新产品研发设计的话，在生产链的每个环节都要投入，还要担着设计、销售等方面的风险。企业是最务实的。权衡之下，选择继续当国外丝绸品牌的廉价工场，便不足为奇了。
这种短视行为，时装设计师吴海燕对此深有体会。她认为中国丝绸品牌定位模糊、没有自己的风格。商家都是追求眼前利益，使得设计师也不会去做大胆创新。“丝绸是有语言的，懂得丝绸的语言，才能做出好作品。一个丝绸设计师不仅要熟悉丝绸的文化传统，还需要了解当今的时尚文化，沉迷在过去的辉煌中肯定不行。要用现代时尚的眼光看待丝绸。”
早在几年前，美国《时代周刊》就曾经善意地提醒过：“中国丝绸品感觉更像是一座纪念堂，里面尽是对宋纱明缎充满怀念之情的歌颂。”简单地重复中国元素，不是品牌文化，必须在此基础上创新。
重新找回自己
自2002年起，中国丝绸协会开始注重高档丝绸标志批准注册工作。在此基础上，2004年国内丝绸行业将五种牌号的全真丝丝绸产品茶花、万事利、富润、金富春和鑫缘列为“中国名牌”以及授予首批17家企业高档丝绸标志使用权。显而易见，中国丝绸业已走上以品牌推动产业升级之路。
高档丝绸标志的实施与推广，一方面足以显示中国政府对进一步强化国产丝绸产品在世界市场竞争力的坚定意志和支持力度，另一方面也充分表明中国丝绸企业的产品正在进入一个从廉价低级产品向高端产业链领域升华的全新时期。
达利丝绸（浙江）有限公司行政总裁林平认为，当代的丝绸产业问题是现代科技与传统产业结合的问题，是如何加入时尚元素，包括历史、文化、时尚、新科技的元素融入，继而发扬光大的问题。
有国外媒体指出“如果本土丝绸品牌要想掌握文化的实质，就必须从丝绸堆里抬起头来，请社会学家、设计师、人类学家、工程师、作家，诗人、心理学家等等一起来研究。不是来研究丝绸本身，而是来研究丝绸的终端消费者如何使用丝绸。”
或者说，只有集成化发展，才能真正让中国丝绸走向世界的前列。
在这种思路下，今年7月18日，深圳南岭中国丝绸文化产业创意园隆重开幕。据悉，拟建设的“中国·深圳南岭丝绸文化产业园”总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建成后将成为从丝茧到成品的全方位产业链和国内唯一的高档丝绸与刺绣制品及其延伸产品的产业集群；园区以茧、丝、绸、服装、纺织品、刺绣为主营产品，积聚生产、国内与进出口贸易、科研院所、行业协会等各类专业机构，突出设计制作、展示交易、旅游休闲、互动体验等主要功能，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园区全面落成后，将在产品交易的基础上形成全国丝绸与刺绣科研、学术、技术与市场及衍生产业发展的重点区域。
这似乎在向世界暗示：中国丝绸产业的世界征途已经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