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体育用品巨头耐克于美国时间1月22日发布《2007-2009财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从报告数据可以看出，要实现其CEO马克·帕克（Mark Parker）于2005~2006财年所做出的社会责任承诺恐怕颇有难度。
马克·帕克当时表示，要在2011财年消除耐克代工企业过度加班现象。但此次发布的报告却显示，在过去的2007~2009财年，耐克代工企业工作超时现象不减反增。
根据耐克的标准，周工作时间在60小时以上为过度加班。上述报告透露，在2007财年，耐克代工企业周工作时间在60~72小时的有110家，周工作时间在72小时以上的有27家。依此计算，2007财年过度加班的耐克代工企业数占其全部代工企业的比例超过20％，2008财年这一比例增加到22％，2009财年则进一步增加到24％。
值得留意的是，同期耐克的代工企业总数已经从690家减少到618家，代工企业雇用的工人数量也从2008财年的83.4761万人减少到2009财年的82.3026万人。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东南亚企业正成为耐克的代工厂。仅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三国的耐克代工企业，已累计达到138家，超过拥有136家代工厂的中国。
谁是最终受害者？
“全球化下资金流动加快，品牌公司觉得，如果现在的代工企业不够快和便宜，我们很容易就能搬到其他国家。因此代工企业都在斗更快、更平，而工人一定是最终受害者。”于2008年揭露张茵旗下玖龙纸业（02689.HK）违反国家相关劳动法规而备受关注的香港NGO——大学师生监查无良企业行动（SACOM）统筹主任陈慧玲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大学师生监查无良企业行动调查发现，不少国际企业都有与耐克类似的问题。该NGO去年6月调查为苹果（Apple）生产即将推出市面的新一代苹果品牌小型笔记本电脑的指定供应商胜华集团发现，其在东莞的万士达厂要求工人完成高产量指标，一天工时长达13小时，其中5小时为加班。
上述调查报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36条规定，工作时间一般为8小时工作日、40小时工作周；第41条规定每日加班不得超过3小时，每月加班不得多于36小时。万士达厂已严重违反相关法规，去年3月至6月期间，该厂工人平均每月工作达280小时，并以内部管理规则如罚款来变相强迫工人同意加班。
该NGO还发现，胜华集团主要的客户除了苹果以外，还有摩托罗拉、诺基亚、三星、联想、华为等。
该组织去年9月调查迪斯尼位于广东的代工企业东莞天宇玩具制品有限公司和深圳伟成五金塑胶玩具有限公司发现，两厂工人普遍每日加班超过3个小时，但因基本工资为900元/月，工人每月收入介于1100~1300元，因此工人们情愿加班以增加收入，但在职工安全设施无保障的情况下，工伤事故频出。
据陈慧玲介绍，目前胜华集团在东莞万士达厂的劳工状况已有明显改善, 例如，所有过了试用期的工人都有社保, 恢复了绩效奖, 罚款也已取消。华特迪斯尼（上海）有限公司也表示，会对工厂工伤事故频发进行调查和改善。
对调查取得初步成效感到欣慰的同时，陈慧玲向本报表示，他们注意到代工厂商订单增加、利润却下降的趋势。“金融海啸之前和现在都有这种情况，不同行业和不同规模的代工厂利润也有分别，大规模供应商与其他小型代工厂的议价能力会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代工供应厂接多了订单，利润反而低了。在这种环境下，工人的生存环境肯定会越来越差。”她说。
陈慧玲介绍，大学师生监查无良企业行动在调查中发现，代工企业与品牌是否有长期合作影响到该代工企业的利润，而事实上，很多内地代工企业与国际品牌企业的合作很不稳定。“很多都是最后时刻才下订单，或者要修改订单设计内容，因此工人要经常加班赶货。同时不少代工公司借口行业存在季节性，用不同方法去减少成本，如使用派遣工、学生工或者裁员。”她向记者表示。
产业转移挑战
当然，中国代工企业生存环境恶劣早已是不争事实。
2007年8月11日，港商张树鸿，因美国玩具巨头美泰公司下单的96.7万件塑料玩具被检测出表漆含铅量超标全部召回，在他位于佛山的利达公司3楼仓库上吊自杀。
时隔一年后，2008年10月23日，规模近万人的玩具代工巨头、香港上市公司东莞合俊（02700.HK）也在一夜之间破产关门。
据我国海关总署最新统计数据，2009年我国出口12016.7亿美元，下降16％，出口价格下跌6.2％，其中加工贸易出口累计金额达5869.8亿美元，同比下降13.1％，制造业出口11613.1亿美元，下降15.9％，出口价格下跌5.8％。
中国代工企业除了面临人工成本不断上涨、避税之门逐年收紧、产品利润越削越薄，以及人民币升值预期外，还面临着来自东南亚国家更低成本的挑战。
香港大学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陶志刚教授向本报记者表示：“现在成本增加确实对企业是很大压力。过去10年，与东南亚国家相比，我们的成本已经越来越不比他们低，尤其由于人民币升值，成本增加成为必然，因此代工产业转移去东南亚已是趋势。”
他认为，国际知名企业在中国投资，成本考虑当然是第一位，但他直指：“耐克行为太短视。一些跨国公司想法简单，认为只要抓住营销和研发，其他环节包括生产环节并不那么重要，可以成本最低化。”
陶志刚告诉本报：“从（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就不断有国际企业‘sweat shops’(血汗工厂)的负面报道。从美泰案例可以看到，通过外包和各种手法去降低成本，最终质量会出大问题，对企业影响非常负面。企业应从中学到教训：比拼成本是最简单的方法，但事实上质量和企业社会责任是更大的问题。”
陶教授认为，中国要改变低附加值加工，生产链往上走，需要行业进行纵向提升，但具体提升需要每个企业自己去做。“有的企业觉得提升太难，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模式，不断去降低成本。而跨国公司为了降低成本到中国代工，并不断给代工企业更低价格的话，实际上逼着代工厂商在质量上偷工减料。”他说。
除了人工成本高低、原料价格等基本因素外，陶志刚认为，国际品牌企业在考虑代工工厂时，主要还是考虑整体成本的问题。“我们对6000多家美资企业在中国投资进行研究，发现他们宁愿承担较高的成本，选择整体经营环境更好的地方。另外，他们还关心供应和销售,比如在广东成本高已有相当一段时间，但由于有上下游产业的积聚效应，他们愿意留在广东。”
探寻升级路径
事实上，国际品牌企业往东南亚转移，并不能一蹴而就。德国最大的礼品批发商马克玛有限公司香港分公司总经理Sebastian Lac告诉本报，东南亚国家有自己的问题，令国际品牌企业在转移代工工厂时，会三思而后行。
“比如越南，虽然劳动力成本比广东低，但基础配套包括物流、交通、原材料供应等都不完善，工人也需要从头培训，算下来成本并不比中国低。”Sebastian透露，一些公司会选择在越南开设某些产品的生产线，但并不会将技术含量高的生产线，或者整家代工工厂转移过去。“印度实行民主制度，在政策实施上效率并不高，劳动力成本也不比中国便宜。”他说。
陶志刚教授也认为，东南亚成本虽然比我国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低，但与我国中西部相比，优势却并不明显。“我国中西部成本也很低，比如重庆，是广东地区的一半或三分之一。我们有潜力留住这些国际外资企业，但要进行经营环境的改善，同时政府在做的过程中，不仅要吸引耐克这些国际品牌，还要吸引它的上下游企业。”
陈慧玲告诉本报，他们在调查中发现，“很多品牌公司仍然选择在中国的代工厂，不少代工厂已迁移到内陆如苏州、重庆等。”陶教授认为：“政府应该明白跨国公司是以成本为主导的。30年前特区是靠优惠政策，跨国公司才来到中国，如今中西部地区政府应该有类似做法。”
“从广东运货到美国，很可能比从广东运到四川还低。中央政府应致力降低中国内部物流成本、形成产业积聚效应以及扩大中西部消费能力。”陶教授表示，香港和台湾其实都经历了类似的转型，低附加值生产已移到内地，而专注做服务业和金融业。“经济一体化下，相对成本低的地方总是受益。国家需要一盘棋，将大中华经济一体化，尤其是中央政府应该通过内部机制或财政补贴来鼓励广东企业研发。”他说。
在此过程中，原有的代工企业是否应继续付出如耐克式代工超时的代价？东莞市石龙镇党委书记冼周恩于1月26日在港参加“珠江论坛”时回应本报：“产业转移，我是其中一个推手，这是一个长期过程。‘腾笼换鸟’已经换了好几次，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些国际企业，是否解决本地就业、对环境是否有影响是我最大的考虑。如果它要走，我们也留不住。”
